易中天《实话孔子》(三)君子固穷

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:佚名  来源:本站整理  发布时间:2011-07-16 19:51:00

——孔子说,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(君子固穷),但君子不像小人,一遇到这种情况,就歇斯底里,胡作非为(小人穷斯滥矣)。

现在看来,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。对于这件事,他是“三有一懂得”,即有准备,有想法,有策略,懂政治。我们读《论语》,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,孔子都有回答。比如《论语·颜渊》,就有子贡问政,子张问政,齐景公问政,季康子问政;《论语·子路》,则有子路问政,仲弓问政,子夏问政,叶公问政。问政的人,有执政者,也有学生,孔子都对答如流,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,比如“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比如“欲速则不达,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等等,都是。可以说,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,而且是“时刻准备着”。

孔子也有想法。为了这些想法,子路还顶撞过孔子。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(公元前488年),即孔子六十四岁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。这年,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。据《论语·子路》,子路听说后,就去问他老师: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(卫君待子而为政),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(子将奚先)?孔子说:那一定是“正名”吧(必也正名乎)!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。子路说:先生真有这想法吗(有是哉)?那也太迂腐了吧(子之迂也)!干嘛非得正名(奚其正)?孔子一听,勃然大怒说:仲由!你也太野蛮、太粗鲁、太放肆了(野哉由也)!一个君子,对自己不懂的事情,是应该保持沉默的(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),你怎么信口开河!

看来,至少从子路开始,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。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,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。孔子告诉子路,正名是极其重要的。孔子说,名分不正,言语就不能顺畅(名不正,则言不顺);言语不顺畅,事情就不能成功(言不顺,则事不成);事情不成功,礼乐就不能复兴(事不成,则礼乐不兴);礼乐不复兴,刑罚就不能得当(礼乐不兴,则刑罚不中);刑罚不得当,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,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(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错〔措〕手足)。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:正名,难道是小事?

正名为什么重要?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,即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什么叫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?就是君像君,臣像臣,父像父,子像子,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“名分”来做人做事。这就先要“正名”。正了名,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知道应该怎么做,不该怎么做,都守规矩,不胡来,社会就有序,天下就太平。所以孔子对子路说,规定了一种名分,就一定有他的道理,而且能说出来;说出了这个道理,也就一定能够做到。这就叫“名之必可言”而“言之必可行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。

 

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,史鱼(史鰌,字子鱼)和蘧伯玉(蘧音渠),孔子也很欣赏。史鱼是“邦有道,如矢;邦无道,如矢”;蘧伯玉则是“邦有道,则仕;邦无道,则可卷而怀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。也就是说,无论政治状态如何,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(如矢)。蘧伯玉呢?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,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(卷而怀之)。这两种态度,孔子也都赞成。为什么赞成史鱼呢?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。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?因为孔子的主张,是“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,耻也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国家政治黑暗,你不把本事藏起来,人家逼你出来做官,可怎么办?

孔子欣赏的人,还有他的学生南容,也就是南宫适(适音括,也写作括)。南宫适是鲁国人,生卒不详。他的情况,是“邦有道,不废;邦无道,免于刑戮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也就是说,国家政治清明,他保官;国家政治黑暗,他保命(李零《丧家狗》)。这样的人,孔子也喜欢,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。

其实孔子自己,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。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,应付权贵也有一套。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,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。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,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(也叫阳虎)把持。什么叫“家臣”?就是大夫之臣。家臣的任务,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(齐家)。大夫的任务,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(治国)。国,是国君的。家,是大夫的。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,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。现在,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,这就是礼坏乐崩,君臣错位,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,双重的胡作非为了。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。

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,并由不得自己。孔子对于阳货,也只能“惹不起,躲得起”。据《论语·阳货》,阳货执政时(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,即公元前505年),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,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。孔子不去,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(应该是蒸熟了的,而且是派人送去的)。按照当时的礼节,孔子应该上门道谢。这下孔子难办了。他去也不是,不去也不是,便“时其亡也,而往拜之”。时,通伺待,意思也是伺。也就是说,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,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(遇诸涂),被阳货数落了一通。阳货说:你过来,听我跟你说(来!予与尔言)!国家混乱不堪,却揣着明白装糊涂,能够算作“仁”吗(怀其宝而迷其邦,可谓仁乎)?孔子不吭气。阳货便自己说:不能!又问:明明喜欢做官,却一再错过机会,能够算作“智”吗(好从事而亟失时,可谓知乎)?孔子又不吭气。阳货又自己说:不能!然后阳货说: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年龄不饶人呀(日月逝矣,岁不我与)!意思是你看着办吧!孔子没办法,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(诺,吾将仕矣)。当然,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,马上去做。他出仕,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。

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?不清楚,大约是要搞“名人效应”。这也是历代统治者,尤其是那些“僭主”、“权臣”的惯用手段。比如后来的曹操,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,来给自己撑台子、撑门面。阳货要孔子做官,或许有这意思。

其实,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(匏瓜),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。这可以用《论语·季氏》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。前面说过,孔子所在的鲁国,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。国君被大夫架空,大夫又被家臣挟持。鲁国的大夫中,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。阳货,就是季孙氏的家臣。孔子,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。季孙氏的当家人,先后有季武子、季平子、季桓子、季康子。阳货犯上作乱,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。不过阳货的图谋,后来并没有得逞。所以鲁国的政权,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。

大夫势力太大,国君当然不愿意。所以,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,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。于是,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,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──攻打颛臾。颛臾(音专鱼),在今山东省平邑东,是一个风姓的古国,很小。按照当时的制度,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,不能直属天子,只能依附于大国,叫“附庸”(请参看《孟子·万章下》)。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。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?待会我们就知道了。

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,这是大事。于是,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,就去报告孔子。这两个学生,一个是子路,还有一个是冉有。冉有长于政治,善于理财,当时的职位是“季氏宰”,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。子路,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。不过,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,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。于是,冉有牵头,子路跟着,去见孔子。

孔子听说后,就批评冉有了。孔子说:阿求,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(无乃尔是过与)?颛臾,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,为什么要去攻打(何以伐为)?冉有说,这是老板的意思(夫子欲之),我们两个都不同意(吾二臣皆不欲也)。孔子一听,就知道冉有是忽悠,便反唇相讥说,老板要犯大错误了,你们都不管,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?冉有只好又说:颛臾的势力不小了,离老板的封邑又近(固而近于费)。现在不拿下,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(今不取,后世必为子孙忧)。孔子说,阿求!君子最痛恨的,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。明明是自己有想法,还要找托词。你们说忧患,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!依我看,你们老板的忧患,恐怕“不在颛臾,而在萧墙之内也”。萧墙,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。人臣见人君,看见它便肃然起敬,因此叫“萧墙”(肃墙)。所以,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:季孙氏真正害怕的,并不是颛臾,而是国君。“祸起萧墙”这个成语,就从这里来。

孔子这话,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,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。实际上,季康子要攻打颛臾,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,颛臾会帮忙,这才要先下手为强。那么,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?不清楚,因为史无记载。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,却流传千古。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,我孔丘听说,诸侯也好,大夫也好,都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为什么呢?因为“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”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,则本国人安居乐业,外国人心悦诚服,就不会有忧患。自己的事情搞不掂(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,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),却去琢磨发动内战(谋动干戈于邦内),怕是不行吧!

这段话很有名,问题也不少。许多学者都认为,所谓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,应该是“不患贫而患不均,不患寡而患不安”。贫和寡,错位了。这个说法有道理。什么是“贫”?就是贫困。什么是“寡”,就是稀少。贫困是经济问题,稀少是人口问题。均,是均衡;安,是安定。因此,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:执政者应该忧患的,不是经济贫困,而是分配不均;不是人口稀少,而是人心不安。人心不安,人再多,又有什么用?分配不均,钱再多,又有什么用?还是要闹事,恐怕闹得还更凶。相反,均衡,就不怕经济贫困;和睦,就不怕人口稀少;安定,就不怕政权危险。这就叫“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”。

孔子这话,不少人听了很受用,还不时拿来说事,甚至用来主张“吃大锅饭”,平均分配。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。他的“均”,不是均匀,而是均衡。所谓“均衡”,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、地位、级别、名分来分配,即康有为《论语注》所谓“各得其分”。具体地说,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,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,既不能僭越,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。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,所以才先要“正名”,以便“按名分配”。至于“大家一样”的“平均主义”,对不起,那是墨家的主张,不是儒家的。

这个问题,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。现在的问题是: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,而且有准备,有想法,有策略,还懂政治。那么,他当上官了吗?

可以说当上了,也可以说没当上。孔子做过官的国家,一共三个:鲁、卫、陈。鲁国的官做得最大,一度以大司寇(公安部长)的身份摄行相事,但时间很短。从做中都宰算起,前后只有四年。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,先后两次,加起来七年(卫灵公三年,卫出公四年)。在陈国就只有三年。做什么官,也不清楚。这样算下来,孔子做官的时间,共十四年,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。孔子到过的国家,除了鲁、卫、陈,还有周、齐、宋、曹、郑、蔡、楚。他做过官的国家,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。看来,他是做官的时间少,碰钉子的时候多。更何况,即便做了官,他做官的三个目的(实施政治蓝图,实践学术主张,实现人生价值),也一个都没达到。更多的时候,是失望地离开。在鲁国,在他国,都如此。

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,结果是子路发脾气,孔子发牢骚。孔子六十一岁那年(公元前491年)曾经到陈国做官,六十三岁那年(公元前489年)离开陈国去蔡国,半路上被人围困,断了粮,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,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。据《论语·卫灵公》,子路“愠见”,对孔子说:“君子亦有穷乎?”这里要说明一下。穷,是没路走,不是没钱用。在古代,没钱用叫“贫”,有钱用叫“富”;没地位叫“贱”,有地位叫“贵”;没出路叫“穷”,有出路叫“达”。达,就是通畅;穷,就是困窘。穷与达相对应,贫与富相对应,贱与贵相对应。贵贱、贫富、穷达,是三组概念。愠见,也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把“见”解释为见面的见,则“愠见”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。一种是把“见”解释为表现的现,则“愠见”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。总之,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: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?

子路发脾气,孔子怎么说?孔子说,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(君子固穷),但君子不像小人,一遇到这种情况,就歇斯底里,胡作非为(小人穷斯滥矣)。很显然,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,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。是啊,君子任重道远,岂能指望一帆风顺?因此“君子固穷”。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,也不能自甘堕落,不能没了君子风度。这叫什么?这叫倒驴不倒架。

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,而且还被别人看出。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。据《论语·宪问》,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,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。汉子说,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(有心哉,击磬乎)!听了一会又说,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,也太俗气了吧(鄙哉,硁硁乎)!你那点心思,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(莫己知也,斯已而已矣)?水深,就穿着衣服过河;水浅,就撩起衣服过河嘛(深则厉,浅则揭)!这话什么意思?李零先生的解释是:世事的深浅,你又不是不知道,干嘛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?孔子听了,只好说,他说得如此果决,我就无话可说了。是啊,说什么呢?承认也不是,不承认也不是啊!

孔子有怨气,也发过牢骚。据《论语·公冶长》,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:我的主张行不通呀(道不行)!真想坐只木筏子,到海上去漂泊(乘桴浮于海)。跟着我走的,也就是阿由吧(从我者,其由与)?子路听说,喜出望外,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。老师漂洋过海,不带别人,就带我。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,说“由也好勇过我,无所取材”。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。一种解释是: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,这就不可取(杨伯峻的解释)。另一种解释是: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,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(李零的解释)。我比较倾向于李说。前面说过,子路和孔子的关系,有点像李逵和宋江。他口无遮拦,常常挨骂,很像李逵。忠心耿耿,近于盲从,也像李逵。老师说到哪里去,他连想都不会想,就会跟着走。孔子说“从我者,其由与”,是事出有因的。可惜“乘桴浮于海”,只不过说说而已。子路当了真,孔子哭笑不得,又不能说穿,就只好打圆场,说是“无所取材”(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)。

海外,其实是去不得的;海内,则徒然让人伤心。这就是孔子的状况。

 

那么,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?如果正了名,他成功了吗?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,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,卫出公九年(公元前484年)时就离开了。据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,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,叫人套上车子就走(退,命驾而行)。走的时候还说:鸟是可以选择树的,树还能选择鸟吗(鸟则择木,木岂能择鸟)?看来他是碰了钉子。

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(也可能在鲁、卫两国之间往返),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(公元前480年),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动乱中。据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,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。冠缨断了,冠就戴不住。子路说,君子即便死,也不能免冠(君子死,冠不免),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,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上》,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,痛不欲生,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。

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,有准备,有想法,也有策略。他的观点,是官要做,命更要保;原则要坚持,身体不能吃亏。怎么做呢?孔子的办法,首先是“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,其次是“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无道,危行言孙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第一段话当中的“危”,当然是危险的意思。所谓“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”,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,动乱的国家不呆。第二段话当中的“危”,有多种解释,杨伯峻、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“正直”,我同意。孙,读如逊,意思也是逊。所以,这话的意思就是:国家政治清明,就说话正直,行为也正直(危言危行)。国家政治黑暗,行为还是要正直,说话就得谦虚谨慎(危行言孙)。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?因为行为不正直,就不是君子了。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?因为说话不谨慎,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,他们就把你“喀嚓”了。违心的事不能做,惹事的话不能讲,这就是孔子的原则。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: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,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。两位圣哲之言,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?

所以,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。孔子说,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!他是“邦有道,则知(智);邦无道,则愚。其知(智)可及也,其愚不可及也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也就是说,国家政治清明,宁武子就聪明;国家政治黑暗,宁武子就糊涂。他的聪明,我们或许比得上。他的糊涂,我们就比不上了。一个聪明人,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?很简单,装糊涂呗!事实上,“愚不可及”这个成语,就是从这里来的,只不过意思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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